1979年，一位老人为了证明自己红军战士身份，来到北京找当年的政治部主任，但由于时间太久，对方已经不记得了，眼看希望就要破灭，老红军灵机一动说道：我是3号花机关呀。 ”1979年的北京，路边的小花昂扬的生长着，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，一个衣着朴素、满脸风霜的老人，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介绍信紧张的站着。他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低低地说：“我找黄火青同志……他是我当年的上级。”“您有预约吗？”年轻的工作人员看了他一眼，语气里带着明显的防备。老人咬了咬牙，嘴唇动了动，没再多说，几秒后，他补了一句：“我是红军的，老红军肖成佳。”空气突然变得沉闷，像一场不知缘由的等待，老人站得笔直，背有些驼，眼神却倔强，他的手上有一道道粗糙的茧，脸上的褶皱像是被风沙雕刻出来的年轮。他来北京已经三天了，住在便宜的旅馆里，每天拎着一只旧布包，里面装着几张发黄的纸，还有一枚锈迹斑斑的纪念章。他说自己是红军，但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谁还记得？身份被历史的尘埃遮盖，没人再提起，除了他自己。1979年，肖成佳已经七十出头，十二岁那年，他跟着父亲走进红九军团，成了宣传队最小的队员。那时候的日子苦，但孩子们不怕苦，宣传队里有各种各样的活，他最喜欢演话剧，战争的硝烟里，舞台就是他们临时搭起来的稻草棚，观众是刚刚推完粮食、满身泥土的战士。那一年，他们排了一出叫《花机关》的话剧，他被分到了“3号花机关”的角色。他那会儿在舞台上演得很认真，每次演完，底下的兄弟们就冲着他喊：“小肖，3号花机关！”他一听就乐了，嘴一咧，笑得特别开心，牙齿像豆子可爱极了。可后来，部队碰上了大乱子炒股软件排名前十名，西路军打了败仗，古浪那场仗打得特别惨，他身上中弹，被抓了，最后还是家里人花钱把他救出来。等他养好伤，队伍早就撤了，他一个人留在原地，跟部队失了联系，从那以后，他就成了没着落的老红军，时间过去几十年，国家开始给老红军办手续，可他什么证明也没有。他回家乡问过好多人，没人能帮他作证，那年冬天，他心里一横，背上包就坐火车去了北京，想找当年宣传队的老首长黄火青，把这事问个明白。接待员的语气依旧平淡，“这您得等通知”，老人等了一上午，终于，黄火青的办公室门打开了。他走进去，房间里暖气很足，黄火青头发已经花白，正低头看文件，老人站在门口，轻轻喊了句：“黄主任，我是肖成佳。”黄火青抬起头，看着眼前的老人，眉头微皱，似乎在努力回忆，但是，七十多年过去了，脸早已变样，那一瞬间，肖成佳心里一凉，觉得希望就要破灭。“你说你是红军？”黄火青把笔放下，声音缓和下来，“你当年在哪里干过什么？”肖成佳下意识摸了摸袖口，声音低低的：“我在宣传队演过话剧……《花机关》，我是3号花机关。”空气像被什么刺了一下，安静中多了点紧张，黄火青眼神突然变了，有点不敢相信地盯着他：“你还记得台词吗？”肖成佳笑了，嘴角抽动了几下，他用沙哑的嗓子，慢慢哼起那首《杜娘歌》。那首歌，是他们宣传队最喜欢唱的，歌词简单，旋律明亮，黄火青盯着他，眼神里一点点亮起来。“你真是小肖？”他站起来，突然走到老人身边，拍着他的肩膀，“我记得你，3号花机关！”那一刻，肖成佳的手在微微发抖，他没想到，自己几十年坚持下来的身份，居然会因为一句台词、一首老歌，终于被承认。北京的黄昏，窗外余晖洒在老人的脸上，他的眼睛突然红了，那一刹那，七十年的风沙、苦难、孤独，仿佛都消失了。“我们宣传队那时候，你小子可机灵了，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你。”黄火青笑着说，语气里带着久违的亲切，“你还记得吗？”肖成佳低下头，轻轻点了点头，这个场景，没人会忘，不是只有鲜明的证件和文件才能证明一个人的一生。老红军们的记忆，藏在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里：一出老戏、一句台词、一首歌。后面，肖成佳坐在北京的长椅上，手里攥着黄火青写的证明信，他没有马上回老家，而是坐在树下发呆。“3号花机关”的形象已经远去，但那份身份，已经刻进了骨子里，这是融入他血液中的基因。肖成佳不是唯一的“失散红军”，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，无数像他一样的人，走散在历史的风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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